中国“最贵钉子户”始末

蔡某、张某夫妻，曾经是闻名全国的最牛钉子户，当日并肩作战的两人如今已经分开，各自隐居在城市的两头，小心翼翼地生活。人们知道他们，是因为“天价钉子户”这个响亮的名头。事实上，他们的人生远比“天价钉子户”要丰富、跌宕许多：早年男方偷渡香港，流落南美淘金，几十年后仍旧两手空空回到深圳；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，宅基地上建起小楼收租富裕度日；几年前在城市化城中村拆迁进程中，成为最牛钉子户因1700万巨额拆迁赔偿名噪一时；曾经情比金坚的两人，获得赔偿后劳燕分飞，隐居于世……

在村拆迁改造中绝大多数村民都选择了产权调换方案，蔡家是个例外。2006年9月15日，推土机推进蔡屋围村，蔡某一家开始了钉子户生涯。2007年9月22日，蔡某得到了1700万的天价补偿款，成为中国“最贵的钉子户”。

2003年，经人民银行总行同意，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提出要扩建。扩建涉及蔡屋围原居民的拆迁和安置，考虑到原居民提出原地安置的要求，市政府研究决定以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扩建为契机，对老围片区进行整体改造，打造蔡屋围金融中心区，同时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。项目批准立项后，2004年被列为深圳市以及罗湖区的重大项目。2004年，蔡屋围集团公司与京基公司签订了房地产开发合同，近46万平方米土地即将拆迁开发，蔡某的房子也在其中。

当时提出的补偿安置方案是：

1、产权调换。按现状查丈建筑面积“拆一补一”，回迁房的产权形式是市场商品房；

2、货币补偿。按现状查丈建筑面积，补偿价格是6500元/平方米；

3、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。120平方米以内的部分，加上奖励奖金，货币补偿价格相当于12000元/平方米，剩余部分可选择原地回迁；

4、原地回迁部分，过渡期内租金补偿为25元/月·平方米。

直到开发商提出一个附属方案：以1.2万元/平米收购村民原有物业一层，马上支付现金约140-160万元不等，用于村民在拆迁过程中过渡性购房，其余物业则等待几年后回迁房“拆一补一”进行产权调换。2006年，深圳市平均房价不足1万元/平方米。这个方案对于拆迁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，2007年4月，386户居民中，380户签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，绝大多数村民都选择了产权调换的方案。

2006年9月15日，推土机推进蔡屋围村，从红宝路一侧开始拆迁，蔡某一家开始了钉子户生涯。

蔡某家的6层小楼究竟值多少钱？他们先是要求1.2万元/平方米的现金补偿，遭到拒绝，开发商的理由是房子是城中村宅基地上的农民房，和周边的高楼大厦不能横向比较，因此价格更不能参考后者。此后2006年9月房地产评估机构给了价格是4089元/平方米，理由是宅基地实际不能流通，房子没有房产证。双方对房子价值几何的评价大相径庭。京基将补偿金提高至9000元/平方米，双方仍未能达成协议。

2007年3月，张某以网名“阿香婆”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南方第一高楼之征地拆迁令我感到弱势》的文章，拉开了这一出拆迁的大戏。这场拆迁的拉锯战从一开始就成为深港乃至全国媒体的报道热点，它具备太多吸引人的新闻元素：蔡某的港人身份，《物权法》的颁布，上千万的天价赔偿，已经在迅猛飙升的深圳房价……老人与开发商，孤楼与新地标，这栋老楼的命运成为深圳旧城改造的标志性事件。

蔡某将内地和香港媒体记者的联系方式记录在一个小本上，有需要的时候他就逐个打电话。为了防止开发商假冒记者抢走房产证，他将房产证存进银行保险柜，给记者看的只有复印件。

在这场拆迁保卫战中，偌大的工地上只有这幢6层小楼孤独而倔强地屹立着。蔡某坚定地认为他手中抗争的砝码是媒体、胆识和法律，而法律是最重要的。同一时期出台的《物权法》为旧改拆迁再添变数，它成为蔡某的有力武器。有一阵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“钉子户”纷纷找到蔡某学习取经，他就带着人家到书店买一本《物权法》。他振振有词地拿着《物权法》跟媒体说：“根据《物权法》，如果是像建地铁、政府机构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，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。但是建金融中心是商业利益，所以我可以和他们自由谈判。”

夫妻俩可谓“一文一武”。这边，蔡某拿着《物权法》要谈判；那边，张某则用她的近乎偏执的强悍来表示决不妥协的决心。拆迁不仅留下了小楼，还留下了小楼前蜿蜒通向深南大道的一条小路。每天早上4点，张某都一个人拿着扫把，把头一天拆迁洒落在小路上的灰土认真扫去，每天一扫就是两个小时。2006-2007年连续报道此事件的一个记者回忆，每次见到张某，她头一句一定是：“这地是我家的，房子也是我家的，就是要他们赔！”

罗湖法院召集双方调解了4次，斡旋成了主要协调方式。2007年9月22日，蔡某得到了1700万的天价补偿款，成为中国“最贵的钉子户”。那一年，他57岁，张某60岁。伍青山对那一天的场景记忆犹新，张某打电话给他要交钥匙。在小楼前，张某递过来小楼的钥匙，尽管她极力保持平静的表情，但是眼神中流淌出无尽的凄凉。张某说：“青山，我现在啥也没有了，只剩下钱了，明天就睡在天桥下数钱去。”她离开的背影被午后的阳光拉得越来越长，一步三回头，似乎想要把身后的小楼嵌入眼睛里。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，此后他们将相忘于江湖。

对于公众来说，赔偿金总额成为最大的八卦。两人挨个给记者打电话，告知这个他们认为“扬眉吐气”的结果。有记者至今仍记得电话中蔡某那胜利者的口吻。也有参与报道的记者认为，夫妇俩一直都把媒体作为争取更多赔偿金的利用工具。

多数蔡屋围村民选择了物业补偿回迁，1-2套120多平米的大户型+10多套40多平米小户型的“组合”。位于蔡屋围的京基金融公寓，1755户住户中，业主300多户，租户1400多户。而这些业主几乎都是蔡屋围村被拆除的108栋楼的原村民。他们住在大户型的公寓中，大户型集中在一栋新楼中，位置好、户型大。罗阿姨家物业补偿建筑总面积720平米，2006年拿到了一层的拆迁补偿金144万元，余下面积换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两厅和13套33-44平米的一房一厅。目前小户型全部用于出租，每月租金总额约4.5万元。村里其他人跟她家情况差不多，也有村民一家拥有超过20套房产的。

还有一幢新开发的写字楼产权属于蔡屋围村股份公司，如此村民的分红就更高了。村股份公司组建物业公司对写字楼进行管理，村里不少年轻人在物业公司里面工作。尽管每个月的工资仅仅够汽车的油钱，但是他们仍旧很乐意去“上班”。无疑，这些村民已经成功跻身富翁行列，但是几乎所有村民都对记者的采访有些避讳。罗阿姨面露难色：“大家都以为我们发财了，其实我不想做富翁，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。”

如果按照产权补偿的方式，蔡某家708.3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，按照均价3.5万元/平方米计算，保守估计目前的市值总额超过2400万元。

有村民提出，蔡某和张某之所以坚决选择现金补偿的方式，抗争了整整一年多时间，原因是两人作为夫妻早已貌合神离，而现金补偿给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财产的方式。也许是巧合，现在的蔡某和张某确实分开了。1700万被分成四份，蔡某、张某和一双儿女各一份。

蔡某和张某更换了电话号码，和村里人没了联系，因为钉子户行为拖延了工期，也就推迟了大家回迁的时间，他们成为全村“公敌”。蔡某曾和别人说，张某没有再买房，而是租住在滨河新村。这是一个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“老”住宅区，离蔡屋围很近。但是，记者通过物业管理处和社区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张某的租赁信息。有一种可能，张某已经更换了住地，在连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；还有一种可能，张某用了别人的名字租下了滨河新村的住宅。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气，打开瓶盖就消失了，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，她生活得怎么样？

和蔡某一样选择住在“外面”的人几乎没有，村里人因为物业补偿，回迁还是住在一起，他们普遍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。回迁入伙时，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楼惊呼：“每天爬楼怎么吃得消啊？”当搭乘电梯“回家”后，这个村民感叹道：“坐电梯还是比爬楼梯舒服啊！”拆迁前，有车的村民很少，李先生是村里之前为数不多几个有车一族，车子在村里只能乱停放，车身被刮、玻璃被砸是经常的事情。现在，几乎每家都购买了私家车，车库中几乎看不到20万以下的车型，很多家都有两台以上的汽车。老村民蔡叔听人说，蔡某曾经在去年通过中介想买蔡屋围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，搬回来跟原村里人一起住，“但是，怎么可能有人卖房子给他？他当钉子户是出名了，但是当时是得罪了全村的人。”

生活环境变化了，原有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什么改变。他们有着价值千金的物业，有着每月数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，但是他们都感觉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。走出大厦后快节奏的城市节奏，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适应的，于是虽然旧改已经将蔡屋围村从深圳版图上抹去，但是他们仍旧习惯只和村里人来往，对同族人身份认同而怀念。

现在，蔡某仍旧肯定地表示不后悔当初的选择，“当时有当时的情况，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客死他乡，现在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，我已经很庆幸、很安心了。”

无论是选择偷渡的冒险，还是建房时户型的选择，又或者是拆迁时选择的赔偿方式，每一次蔡某夫妇都没有“随大流”，都没有安分地等待命运的安排，都显得那么特立独行。